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 澳客

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征。这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古老丝绸之路，曾以马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并逐渐演变为一个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副教授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为何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能够成为促进新疆（古称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鲜活载体。

马与古代诗词的深厚渊源

郭中华指出，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之间紧密的联系是其显著特点。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对马的喜爱与饲养蔚然成风。因此，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笔下歌颂的对象。从先秦时期的《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中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乃至元曲的“古道西风瘦马”，马的形象始终穿梭于文学艺术的长河之中。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坐骑或交通工具的含义，升华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映照，成为承载时代脉搏与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以及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涉马边塞诗词如何促进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互动

郭中华认为，涉马边塞诗词在构建和传播西域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涉马文学也因此与西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更是成为西汉时期诗赋咏叹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的涉马文学开始将西域纳入其正统的叙事体系。

魏晋时期以后，随着民族迁徙的频繁，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当地设立郡县，中原制度向西延伸，同时西域的优良马匹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曹植的《白马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以及张华的《壮士篇》中的“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然是泛指，但“大宛马”和“西北驰”明确指向了地理方向，暗含了对西域方向的军事设想。

到了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顶峰。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及建立完善的驿传系统。更重要的是，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他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描绘当地风土人情的边塞诗，为后世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他在诗中描写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以及“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生动描绘了以马为代表的西域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并未中断。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边塞作品。在这些涉马边塞诗词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反映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音乐舞蹈以及军事活动，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由此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丽、人文风情独特多彩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发展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以龟兹乐、疏勒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等，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中写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源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属性，更增添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营和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甚至引发了长安“胡风”盛行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呼应，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前往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在尼雅和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力证据。西域地区汉语和“胡语”逐渐趋于通用，许多西域民众都精通汉语。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风尚。《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提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曾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到了元代，涌现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和高昌廉氏文学家族。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和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作为文学意象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认为，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民族中，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在以马为生的民族中，对马的情感寄托尤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得以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和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了单一族群的范畴，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豪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且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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